最近，伴随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特别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一批欧洲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学者，开始运用最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进行全新的反思和解读，对西方看待中国的传统偏见和误区展开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引起了欧洲各界的广泛关注。

        新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

        中国模式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准固定汇率制度和高额外汇储备为国内经济发展构筑的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 Ⅱ）。中国的准固定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的缓慢自由化稳定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预期，支持了创业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的发展。外汇储备的高积累促进了美国的消费和贸易赤字，间接使物价保持在低水平上。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不但给西方投资者吃了定心丸，而且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换取公债投资的办法，优化了国内的资本配置。由此形成的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支撑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整合。

        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一国经济的崛起有赖于创意经济的发展，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大潮流。广义的创意经济就是创新型经济，它把创造和传播新点子作为确立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主要特征包括：社会网络市场、用户创建内容、创作共享等知识产权新形式和面向广大公民消费者。如今，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 在全世界异军突起，其增速远远超过了GDP增长率，占据了各发达经济体10%以上的GDP份额。创意经济的核心价值观使企业家精神与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对立，为深入观察和理解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中国以优异的经济表现让中国崛起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但经济增长的水平和可持续性前所未有，而且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目前，中国95%的出口产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机械和电子产品占到47%。近10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长，不但通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在工资上涨的情况下保持了很强的价格竞争力，而且通过知识的转移和扩散等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毫无疑问，中国已崛起成为全球经济不可分割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样板。

        中国崛起为全球工商创新中心的三大缘由

        一是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大量向中国转移。在本土化与特殊行业需要（如制药）、大学毕业生超额供给、中国市场特色和中国的全球采购中心地位、全球价值链模块化分工等的综合作用下，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研发中心数量迅猛增长，2007年底已达1100多家，且涵盖了所有产业领域。

        二是对中国“金字塔底层消费群”的争夺志在必得。根据《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和《竞争大未来》的作者、美国密歇根大学普拉哈拉德（C.K. Pralahad）教授的“金字塔”理论，网络时代信息的民主化意味着公司帝国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世界上最令人兴奋、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在40多亿处于世界经济金字塔底层人的身上，未来的竞争优势将建立在与这类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所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做生意的能力之上，甚至这类经济体中的领先用户群都足以左右市场。而中国已经成功激活了其后传统农村社会的商业潜力（如浙江模式），巨大的成本优势依然没有被充分利用（如精益生产），加之本土化模式（localized modularization）的供货商网络以及永无止境的流程创新，都让中国成为世界未来市场的“香饽饽”。

        三是中国成为“长尾时代”创新商业模式的基准市场。“长尾理论”是由《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10月提出的，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网站和Google公司等的商业和经济模式，其基本的原理是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实际上，这一理论是统计学中帕累托分布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长尾绝不意味着仅仅是把众多分散的小市场聚合为一个大尾巴，而是还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短头”（short head）,以及头部与尾巴之间的有效联系。一方面，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市场，巨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世界上所有重量级选手，未来全球的成功越来越取决于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在占据市场规模创新优势的有利条件下，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把中国变成了一方具有广博多样区域和地方市场的热土，从而成功缔造了中国无可争议的主流市场“短头”。而包含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中让人扑朔迷离的多样化群体越来越成为需求演进的驱动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每年还会再增加近2000万新生代消费者，迫使在华跨国公司不断根据分布式创新（distributed innovation）和新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构成了中国非主流市场的“长尾”。

        中国崛起背后的核心竞争力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综合科技实力迅猛增长，增速之快、增幅之大令世界刮目相看。研发（R&D）支出、研发强度、研发人员和科技论文等均全面大幅增长，其中，研发支出从1995年的2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20亿美元，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研发强度从1995年的不足0.7%，上升到2005年的1.4%左右，整整翻了近一倍；2005年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全时研发人员数量分列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2005年国内科技论文31万多篇，国际科技论文年均增长率22%，名列世界第5位，论文被引用次数从1993—2003年间的世界第19位，升至1995—2005年间的第14位。

        简单地看，规模和排名还不足以反映中国真实的自主创新能力，深入研究这些数字的地域分布会发现：一半的“蛋糕”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和长江三角洲，表现出极强的区域集中度，以此区域计算，中国的研发强度高达2.7%以上，与世界最强的日本和美国不相上下！而且，中国研发投入总量的70%以上来自于企业，说明创新能力的增长并不完全是政府行为，而是市场驱动的，自主创新正在全面提升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3月权威发布的《2007年度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金砖国家创新指数排序中国名列第一，是金砖国家创新能力潜力发展最大的国家。优势在于创新资源能力进入世界先进水平，创新攻关能力、持续发展能力较强，在创新技术实现方面也有一定竞争力，仅创新价值实现一项差距较大。

        最新的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本土和外来研发力量的布局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完全是互补和相对称的。丰富的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市场导向的科技体制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痼疾，全球生产链的模块化和中国所采取的知识产权战略，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中国涌现出联想、华为、中兴等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跨国民族企业。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表现出的全方位高技术政策取向，成为所有国民产业发展的指挥棒，2006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已达8%。

        根据《2007年度中国创新指数研究报告》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6年度报告》，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四省市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第一梯队，创造着不输于世界同类强势区域的核心竞争能力。而浙江、山东、天津、四川、湖北、辽宁、陕西等省市作为第二追赶梯队构成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优势区域，表现出很强的发展后劲。在浙江、上海、广东、福建和江苏等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市里，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技术、金融等要素和产品市场高度发达，专利生产能力飞速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日益成熟。

        政府在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中的角色

        政府间的竞争是中国制度变迁（体制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政府“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下，各地政府及辖区内的工商企业相互竞争，由此创造出浙江模式与江苏模式等不同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制度创新的典范。这种模式也促进了区位分工与比较优势的开发，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如今，在以地方财政预算硬约束体制充分制约行政低效和浪费的同时，又从单纯追求地方GDP等经济指标转向突出创新精神等新标准，引导政府间科学的政绩竞争。

        政府通过产业创新政策有力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级政府以强力推进产学研合作和研究溢出（spinoffs）为己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和产业，培养和支持创意（创新）经济发展，使创新集群（creative cluster）在上海、杭州、北京、重庆、成都等中心城市遍地开花，积极拉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改造，不仅增强了创造力的社会根植性意识，而且催生了区域性亚文化的兴起。

        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扶持，消费者对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和本土品牌的认同，以及国际品牌的地方化，加剧了全球营销战略的变革，也让亚洲文化交融崭露头角。现在，中国的民族文化不仅越来越受到本土国民的重视，而且在全世界实现了非霸权性扩张，开始进军全球主流文化圈。

陕西省科技厅 白崇军